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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法学者也都是从这两个条文中寻找罪刑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或者说，他们都认为宪法的这两个条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如一位政府专员所言：国家不可能在该公共服务委托它人经营后即将此公共服务弃之不理。[67]此种模式之下，行政主体自然处于管理者和支配者的地位，而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68]行政法即被视为官治法或治民法。

[181]注意，对单方变更权的行使并没有此要求，其原因在于，单方解除权相比于单方变更权对协议关系造成的影响要更为剧烈，因此需要更加严格地管控。这主要涉及重要的经济性行政协议，包括达到一定金额的政府采购协议、政府特许经营协议、PPP协议等，以避免地方政府签订协议违背中央法律或财政纪律。2.客观法律制度 然而，当以尊重合意为核心的主观法律制度无力恰当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时，特别是当严守合意之内容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伤害时，则有必要引入超越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客观法律制度。参见： 罗豪才：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载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137]与之相适应的，在原则上政府采购协议的相对人都必须按照形式化的最低价招投标制度（adjudication）进行筛选，[138]概言之，当供应商满足了前述任务手册之严格要求且投标价最低，行政主体才能与之缔结行政协议。

（一）缔约制度中的平等原则 行政协议的缔约制度，乃是行政法官主动借鉴民事合同缔约制度的成果，内容以主观法律制度为主，但公法性的制度安排仍然渗入其中。（1）行政主体作出意思表示，必须具有相应的权限。此时，若一方有过错，且该过错是导致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此时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该情势变更是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但一方当事人损失的扩大却有可能是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因此该情况虽符合情势变更的规定，但是当事人的损失并非完全直接因情势而生，此时的损失与情势之间缺失了因果关系。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并不应当成为情势变更制度的要件之一。[15]但是我国的情势变更制度设计显然剔除了对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之救济。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又与一国的就业政策紧密相连。

在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之中，将饱受争议的公平责任原则条款删除，而在6条中突出了公平原则的独立地位。就其本质而言，情势变更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并非两种可以按照发生原因完全厘清适用的规则，要将两者的关系理顺必须从其功能定位入手。

另外，对于该客观条件产生的时间要求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16]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亦未将情势变更列为法定的免责事由。首先要明确对于无法预见的标准。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反向作用力，因此其规范的时间点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

而当情势的变更仅仅只造成合同的部分履行不能时，也仅可部分解除合同。我国法院在裁判中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26条规定的情形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案由相对集中在两类合同之中。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对关系有两种立法模式。正是各种关联性的存在使得辨别某一现象产生的成因变得困难。

[24]法国《关于合同法、债法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第1195条第2款。[17]不可抗力事件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不仅仅需要具有不可预见性，同时还具有无法避免或不能克服的性质。

例如，法国新债法中将情势变更条款置于第四章合同的效力之中，明确情势变更属于合同强制力的特殊情形，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两者在制度层面的功能区别明晰，在适用层面上亦当泾渭分明。

笔者认为，不可预见不等同于不可归责。[28]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559页。【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专题： 情势变更 不可抗力 可变更合同 。二、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效力层级 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分为两个层次。我国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适用混乱，部分由于情势变更规定太过简略，无法对法官及当事人产生有效的指引，后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详述。在德国民法实践中有合同履行完毕，但其目的不达（合同落空）的情形。

[2]德国法上的情势变更制度亦包括战争及灾难，仅其实际适用案件较少。我国《合同法》8条的规定确认了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之约束力。

[25]赵旭东：《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与效力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四、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适用之建议 首先，对于判定案件是否属于我国的情势变更情形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综合把握： （一）从对合同履行产生实质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入手 在合同成立之后出台的政府政策如对双方履约有实质性影响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情势变更。

各国之所以均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纳入情势变更的内容，虽然具体的定义及相关适用程序各异，但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承认在某些情形之下，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足以撼动原合同基础的改变，而为了平衡这种改变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后果，必须经由当事人协商，甚至需请求法院对该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例如，京政办发【2011】8号《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十五条通知）对北京买房条件做出了规定，使得部分已经签订合同的购房人因不满足十五条通知的要求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在这种模式之下，情势变更制度归为不可抗力的一种特殊情形。狭义上来说，合同的履行不能也会在客观上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审级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案件为3件，高级人民法院14件，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处理该类案件数量最大，分别为24件和28件。[11]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0条、181条182条及184条。根据上文已知，政策改变而引起的商业风险有适用情势变更政策的余地，而纯粹由于市场自身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则不在讨论之列。

此时应当追究一方的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则规定在债的消灭章节之中，可见在法国民法中对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两者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也暂可称为旧二元模式。因此，从参考要素的角度厘定情势变更的适用方式颇为必要。

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对于合同履行产生的影响被归为情势变更的范畴，此时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在当事人对于解除并无异议时，基于不可抗力之通知即对双方产生效力。但是并未就不同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进行详细分析。然而，某些国家的民法典却对法院变更合同的权力作出了保留。

但对于法院对合同的调整方式亦存在一定的争议：究竟应仅仅准许法院直接解除合同还是应赋予法院变更合同予以填补漏洞的权利？这种合同拘束力的例外情形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拘束力，又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当事人必须为之或不得为之的强制状态，或来源于法律，或来源于道德规范，或来源于人们的自觉意识。[7]参见沈德咏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另外，我国司法解释中对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较为粗糙。1.合同由于遇到了某种客观情形而履行不能 当合同由于遇到某种情势而致使当事人无法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提出两种诉求。

那么基于此理由对单一合同进行调整就缺乏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密市三诚物资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10]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以后，约定在租期20年内租金仅于2013年后（约合同履行13年后）可做部分调整，该期间职工工资、房租、土地、油料等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变化是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和防止的，即使预见，也不可预见涨幅会如此之大。